企業(yè)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，是持續(xù)經(jīng)營。當集團董事長兼村黨委書記苗杰對南風窗講起兩代人的創(chuàng)業(yè)故事，很快讓“煤老板”的經(jīng)歷厚重了起來，那遠非“暴發(fā)戶”一詞所能概括。

過去，人們往往不細究這些生意場上的事。比如，為什么有的煤礦能壯大自己，另一些只能關閉或被兼并；在大起大落的煤炭價格、激烈的企業(yè)競爭、政策調(diào)控變動中怎么才能不被“大浪淘沙”。事實上，這些與經(jīng)營管理相關的能力，任何企業(yè)都不可或缺。

許多事情要放在更長的時間尺度里看，才知道創(chuàng)業(yè)守業(yè)的艱難，方向和決策之重要。見微知著，一家民營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是時勢與人物共舞，是社會變遷的縮影。即將追溯的，是一家起點不高的煤炭企業(yè)的蛻變，以及它如何在危機中發(fā)展自己，一如既往地讓全體西易村人受益，履行社會責任。

村里的“三白礦長”

和朔州許多鄉(xiāng)鎮(zhèn)村莊一樣，西易村也有自己的煤礦，在少水的晉北，煤礦是謀生的田。但西易的煤礦太小了，煤賣不出好價錢，利潤少得可憐。

1986年，苗杰的父親苗滋種委派回村任村支書并接管西易煤礦時，礦上欠了20萬元債，拖欠工人4個月工資，生產(chǎn)基本癱瘓，54歲的苗滋種受命讓煤礦“起死回生”。

苗滋種跟鄉(xiāng)里借了2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，付欠薪、添設備，恢復生產(chǎn)、緊抓管理。他吃住在礦上，每天下井解決問題，比如礦上老丟煤，日產(chǎn)量和日銷量常對不上數(shù)。

得知有運煤司機從礦上偷煤賣，礦場里有人接應和放任，苗滋種一口氣撤了3名員工。沾親帶故的村子里，這可是個得罪人的事情。

此外，村里常有小孩背著簍頭到礦上“撿炭”。

“撿”是客氣的說法，因為這些小簍頭會被礦上沒收，量雖不大，但總不妥當，考慮到村民有缺煤燒的難言之隱，苗滋種索性給村里每家每戶送炭，一年4噸，自用管夠，多的還能拿去賣。

有干部不理解，苗滋種解釋：集體煤礦掙了錢，最后也是得給村民分，還不如直接給了他，給了就名正言順了。

苗杰告訴南風窗，這個法子靈，村民不撿炭了。

比起送4噸煤的慷慨，苗滋種更知道怎么“省”，村里至今津津樂道他為“三白礦長”—三白，說的是那些年西易煤礦招待客人的餐標：白饅頭就白豆腐燴菜，配很便宜的散裝白酒，和一般好酒好肉的待客之道是反著來的。

“窮怕了餓怕了”的苗滋種省慣了，外出住個旅館也比價選便宜的，為此，“有時候鄉(xiāng)里干部縣里干部，都不想跟俺老漢（方言：老父親）出門，舍不得花錢”，苗杰說。

從生產(chǎn)到管理，西易煤礦走上了正軌。

但剛緩過一口氣，又到了下一個關口。

1987年，家庭聯(lián)產(chǎn)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，風也吹到了西易。

可當干部找苗滋種做工作，他卻沒有表態(tài)支持。“咱要是把煤礦承包出去，搞好了，承包煤礦的掙了錢，可是搞不好，承包人丟了錢不說，把咱們的煤礦也叫他們鬧得一塌糊涂，最終受害的還是西易煤礦和西易人。”

最終村里一致同意，不搞承包，西易煤礦仍由西易人集體自主經(jīng)營。

苗滋種多次解釋這個決定：西易是“一家村”，90%以上姓苗，即便有別的姓，也都是親戚，當年要是搞了承包，富的也只是幾個村委，礦上只能容納十幾個管理人員，西易兩三千口人怎么辦，如果讓外面人承包，西易人就連一個在礦上干活受苦的地方也沒有了。

這個決定及其背后的考量，貫穿了西易日后的發(fā)展。

新人接棒，盤子做大

打理好西易煤礦，苗滋種57歲了，他漸感體力不支，而他的大兒子苗寨從鄉(xiāng)里調(diào)了回來。

在村原支書、時任西易煤礦副礦長苗章看來，那時的苗寨年輕、懂技術、敢干、不辭辛苦，正是村里需要的。

到了西易煤礦，苗寨推行技術改造，以期產(chǎn)量翻番，預計要投入120萬元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這可不是個小數(shù)目，對剛剛緩過來的西易煤礦更是如此。

技改方案得到了許多支持，倒是苗滋種半信半疑，覺得兒子純粹吹牛。這一改要花掉礦上差不多一年的毛收入，萬一出了差錯，礦上又得背債，還可能背負罵名。但拗不過多數(shù)人的支持，技改得以推行。苗寨把退了休的區(qū)煤礦局設計室原主任請了來，煤礦的管理層的注視下，苗寨也不敢懈怠。

直到技改完成，眼見一年后產(chǎn)量翻番，苗滋種深有感觸：“實踐叫我一下子認識到了科學技術的力量，也感受到我因為沒進過學校的門，在知識上和認識上的差距。”之后，苗寨成了西易煤礦的新礦長，肩負起西易村民最重要的生活來源；苗滋種繼續(xù)當村支書，把精力放到給村里做事上。

煤炭價格并不是一路高歌猛進，進入1990年代，行業(yè)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，尤其在90年代中后期，煤炭價格降至低谷。那時，1噸煤18元能賣出去，已經(jīng)是頂好的價錢了，很多地方根本賣不出去，都得走關系。苗杰深有體會：“給電廠的司機發(fā)上紅包，拉1噸給1塊錢，讓他們趕緊來拉煤，司機一來，全村高興，趕緊給做些好飯，拉出去多少還能換點錢，拉不出去說白了就是廢渣一堆。”

雪上加霜的是，村里在1997年收到占地通知。雖說是國家建設項目需要，可要是處理不好，西易村民無異于丟了飯碗，日后只能靠微薄補償度日。

前有煤炭行業(yè)不景氣，后有棘手的占地補償談判，這時，苗寨效仿老東家，開始了新一輪技改換代，而這一次至少要投入200萬元—退為煤礦顧問的苗滋種再次反對。

苗滋種的反對不是沒有道理：尤其機構改革，國家暫停了煤炭項目的審批立項，西易的占地談判對象、平朔露礦的新項目能否上馬還沒著落，村民的生計都沒有保障，當時就連朔州和平魯兩級政府都在提醒—煤礦生存比什么都重要，絕不能盲目投資?？恐肆ν诹税胼呑用旱乃?，覺得上一輪改造已經(jīng)夠用了。

苗滋種的態(tài)度堅決，在會議室里大拍桌子、拂袖而去，向苗寨施壓。苗寨盡量躲著父親、頂住壓力，推動機械化改造。

苗杰曾替大哥說話：“總要考慮成功，（技改之后的）皮帶傳輸肯定好，三個月干你一年的量。”

對苗滋種的反應，紀實作品《傳奇西易》的作者郭萬新評價道：或許源自他生來具有的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的局限性，或許也折射出西易在即將失去土地時，他滿腹的焦慮情緒郁結成保守和謹慎過猶不及的催化劑。

在支持苗寨的苗章看來：“他們父子之間，實際上是兩代人觀念的碰撞。與老一輩相比，苗寨接受了許多新理論、新知識，掌握了當時比較先進的采煤技術，而且敢想敢干，機遇來時，認得早、出手快，不優(yōu)柔寡斷，讓西易煤礦同步趕上了時代節(jié)拍和產(chǎn)業(yè)革新的趨向。這一點是他的自我超越，也是對父輩最明顯的超越。”

西易煤礦就此完成了半機械化到機械化的改造，產(chǎn)能再得提升。

峰回路轉(zhuǎn)，危險幾乎相繼轉(zhuǎn)化為機遇，平朔露礦的新項目獲批，占地補償?shù)靡酝七M，談判中，西易煤礦因勢利導，爭得了煤炭包銷和充分的補償，有了第二座煤礦，村民集體受益。

抓住機會守住集體利益、把煤礦做大的西易，隨后又在政策推動的兼并重組中，以更強的經(jīng)營管理能力，“托管”了第三座煤礦，西易再也不是當初那個末流的小煤窯，又趕上了煤炭價格走勢上揚的“黃金十年”（2002—2012年）。

期間，村民福利也跟著西易煤礦的發(fā)展水漲船高，修路、建學校不在話下，老人有養(yǎng)老保險，孩子開始有了助學基金和免費幼兒園，村民整村進了城，住進了別墅和單元樓，免物業(yè)費和取暖費，能領生活費。村里重組運輸車隊，讓村民人人參股，沒錢入股的，村里提供貸款擔保，至今，這仍然是村里分紅回報豐厚的一項福利。

工商部門的注冊內(nèi)容變更了

春江水暖，可也不是誰都能在市場上撿到黃金。

價格漲勢，誘發(fā)了超能力開采，“老牛拉破車”的行業(yè)積弊暴露了出來，2003年開始，煤炭行業(yè)接連的重大安全事故成為社會話題，一時間，整個山西所有煤礦停產(chǎn)整頓，直到2006年，各家煤礦的生產(chǎn)才恢復正常。

      而影響力更大的全省煤炭資源整合到來了，并開始對鄉(xiāng)鎮(zhèn)煤礦明晰產(chǎn)權，新政要求，有償使用煤礦資源。

根據(jù)郭萬新在《傳奇西易》里的記述，時任西易集團常務副總李妙林有過解讀：整合之前，幾乎所有鄉(xiāng)鎮(zhèn)煤礦早已經(jīng)名為集體實歸個人，明晰產(chǎn)權是通過有償方式獲得采礦權，將原先的托管合法化，從法律層面改變煤礦所有權。繳納了資源價款，煤礦就由集體所有轉(zhuǎn)為民營或私有性質(zhì)，即使轉(zhuǎn)成股份制企業(yè)，客觀上也意味著歸了個人。

原本苗寨有機會順勢將煤礦收入私囊，但他希望只變更工商部門的注冊內(nèi)容，不改變西易集團作為“村企”的本質(zhì)，即所有權歸屬西易村集體。

盡管當時的西易已經(jīng)在2003年的企業(yè)民營化改制浪潮里，成了一家股份制企業(yè)，但其股份制可以說是徒有其名。“西易集團始終都在沿襲集體化經(jīng)營，礦長也大致相當于一個井口主任。自然人股東的出資部分，都來源于管理層應該獲取的（工資）收益，他們還真沒有過分紅一說……”郭萬新記述道。

16位自然人的股權沒有按現(xiàn)代股份制企業(yè)的標準落到實處，卻承擔著相應的責任。當時的會計史亮回憶，為了繳納資源價款，公司背上了8000萬元貸款。如果分攤到股東上，絕對超過他們的承受能力，但卻沒聽大家有過什么顧慮，煤價在漲，債似乎能還完的。

眼看其他煤礦借價格漲勢迅速壯大，反倒是西易負債經(jīng)營，史亮表達過擔憂：作為朔州唯一堅守集體陣地的煤炭企業(yè)，西易是在夾縫中求生存，一邊是實力雄厚的大型國企，一邊是靈活自如的私營煤礦，二者在市場競爭中占盡上風，而西易集團的經(jīng)營和分配模式，總帶有平均主義色彩。

倒是苗寨寬慰他：也許人家很快就是暴發(fā)戶，但咱不眼紅；樹大招風，冒尖不一定有好處，咱是細水長流，10年、20年穩(wěn)步發(fā)展。這一點，他們做不到……

其實他們也有自己的護城河，2006年的一份總結材料里盤點了公司的產(chǎn)業(yè)格局：從一座小煤窯跨向集開采、運輸、銷售、修配、制造、冶煉等領域、擁有10個企業(yè)的集團。

但更大的考驗從2008年開始，隨著新任副省長提出“不要帶血的GDP”，產(chǎn)業(yè)政策和規(guī)劃相繼出臺，掀開了“晉煤兼并重組”的行業(yè)海嘯，在大集團、大企業(yè)優(yōu)先兼并的原則下，大魚吃小魚，朔州煤礦數(shù)量壓縮了一半。

如果要保全西易集團的自主性，就得兼并重組其他煤礦，隨之而來的是并購資金、煤炭資源價款，連同對煤礦的進一步機械化改造，需要27億元的資金—這是一個刷新紀錄、遠超西易負擔能力的資金量。

苗杰告訴南風窗，起初區(qū)里的領導接連來給大哥苗寨做工作，絕大多數(shù)中小型煤礦都并入了國企，西易集團不妨借坡下驢，將集團出讓賣個好價錢分紅、全身而退。

苗寨不為所動。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是，“其實當時老大也不想改，老漢也怕他改，說了句‘只要我活著就不能改’，就要做自主的”，苗杰說。

在很多人的回憶和講述里，對西易的發(fā)展道路，苗寨和父親苗滋種是一脈相承。苗章曾聽苗寨說起：像咱們幾個懂煤礦的，這年頭出去自己發(fā)財還不容易，但丟下西易誰來管？

最終，在朔州的煤礦兼并重組中，西易集團被列為保留的骨干企業(yè)集團，且以民營企業(yè)的性質(zhì)，憑借煤礦儲量規(guī)模大、經(jīng)營管理實力強的優(yōu)勢，在大浪淘沙中得以保全和發(fā)展自己。

但擴大煤炭資源儲量、維持下一代人生存的代價，就是這一代人最先面對的巨額負債，苗杰說，那是西易有史以來壓力最大的時候，“貸款大概20多個億”。

不同于父輩早年由于貸款機制不完善，貸款相對容易、手續(xù)簡單。這時，銀行的放貸要求很高，流程更復雜，需要資產(chǎn)抵押、互相擔保，西易作為民營企業(yè)的貸款難度尤其大。

銀行雪中送炭之后，該付的錢是用貸款分批給出去了，但還款只能靠自己。苗杰記得，還款高峰期間，“在銀行一年的利息將近2個億”。
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2011年，作為集團二號人物、副董事長的苗章突發(fā)腦梗；2013年初，苗寨確診惡性腫瘤，離開西易就醫(yī)。2013年以后，煤炭價格遭遇斷崖式下跌。

為應對危機，管理層集體大幅降薪，“本身薪水都不高，當時，我做副總（一年）也就十幾萬，降了70%，就發(fā)些生活費”。不僅如此，為節(jié)省開支，各部門封存公務用車，苗杰就坐了一年多的通勤大巴車，與煤礦工人同上同下。

為了給工人發(fā)工資、還銀行貸款，管理層提供個人擔保向銀行貸款。“每個干部至少是300萬（元），多的上1000萬，如果還不了，都是擔保人來還，個人身家性命就押進去了。”苗杰說。

同甘容易共苦難。面對資金鏈危在旦夕的局面，質(zhì)疑聲也來了，那幾年，壓力最大的莫過于苗寨，有人說他看著煤價走高，盲目擴張，脫離了西易的實際，疊加各種紛爭和后續(xù)人才不足，社會上開始流傳出西易撐不下去、瀕臨關閉的聲音，誰來接手西易重新成為一個問題。

從燙手山芋到柳暗花明

飯桌上，苗杰和自己的大舅哥酒后打了一架，矛盾焦點就是他要不要接手西易集團。

大舅哥是區(qū)財政局長，當過鄉(xiāng)鎮(zhèn)書記，了解當時的經(jīng)濟狀況和煤炭形勢，他勸苗杰不要接過西易這塊燙手山芋，一旦破產(chǎn)，就是千古罵名，更會牽連家人。

當時苗杰是公司的副總，在西易集團干了13年。其實一開始，苗寨不同意兄弟倆擠在一個地方做事，怕影響公道，曾把早年落魄的苗杰拒之門外，還是父親牽線，加上后續(xù)苗杰干出了成績，才做到副總。

眼下，父親年邁，大哥重病，兩代人拼出個西易集團著實不易，自己如果袖手旁觀、放任自流，也說不過去。十多年來，苗杰也參與公司管理，他太清楚這個臺子有多大。

“這是我當時最大的壓力。”進退兩難之間，苗杰還是挑起了擔子，他知道，大舅哥也是為他好，可當時的情形，“我是好干也得干，不好干也得干”。

集團常務副董事長李妙林和苗寨多次商量，董事會幾經(jīng)討論，認為只能由苗杰挑擔子，其他任何人接手，但凡搞砸了，后果照樣是苗杰承擔。這是西易的特殊性決定的。

李妙林不是西易村人，他原在太原大型國企工作，級別相當于省管副廳級干部，是苗寨請回來的軍師，西易另一重特殊之處由他來說更顯公允。

從苗寨到苗杰，非常時期，哪怕管理層的薪酬一降再降，多方節(jié)省開支，但給村民的福利待遇都優(yōu)先保障，即使車隊不景氣，村民們的入股分紅也穩(wěn)定在30%。在郭萬新的記述中，2015年，盡管不少員工被裁，也有大面積欠薪，但沒人上訪。

當時的艱辛，苗杰只是輕描淡寫，旁人也難以想象，年關時節(jié)一天見十幾撥債主、還要笑臉相迎，需要多大的承受力，只有那幾年得的神經(jīng)性皮炎抓出的疤痕，見證著當年的煎熬。

      市場有周期，沒人說得清拐點何時到來，倒是苗杰給大家打氣：我相信不會太久。

那是2016年了，西易逐漸完成了瘦身，舍棄了不能自負盈虧的項目，借煤炭價格上揚之勢，加速輸血，債務虧空得以回填，尤其2021年前后煤炭緊缺，價格形勢大好。

到了2022年，苗杰第一次覺得日子變好過了，除了當年銀行雪中送炭的小部分人情債，“現(xiàn)在基本沒有外債了”，只是2019年，苗寨因病逝世。

得益于過往20年的積淀，西易集團建立了產(chǎn)洗運銷、采煤機械加工維修一體化的產(chǎn)業(yè)閉環(huán)，用苗杰的話說，“是把自己的產(chǎn)業(yè)鏈吃干榨盡”。在朔州，民營的西易之外，只有大型國企做到了這一點。

下一個10年，能源轉(zhuǎn)型趨勢中，對煤炭企業(yè)是新的挑戰(zhàn)，恢復體力的西易，也將卷入新的洪流。從父兄手中接棒，苗杰也清楚，經(jīng)營西易集團的根基，有一份讓西易全體村民受益的責任。當“西易沒有一個貧困戶也沒有一個暴發(fā)戶”成為一種宣言，苗杰說，眼下，讓村民的教育跟上，不局限于小富即安，是兩代人一直想做、但仍不理想的事。

在西易人聚居的“易苑小區(qū)”，入口的大石頭上刻著“思源”二字。村民至今習慣稱苗滋種為“老書記”，盡管年過九旬的他早已退了下來。      他在口述回憶錄中說，村支書算是中國官吏中最小的職位，自己只是當了一輩子村官的小人物。苗杰記得，父親和他們說過：“咱既然當了官，已經(jīng)占了便宜，千萬不要再占別人便宜了。”

年紀大了，苗滋種的記憶時而清醒時而糊涂。

前段時間，苗杰和父親一起在家吃飯，完了竟見他掏出300元放在桌上，苗杰不解，只聽父親說：“給留下飯錢。”

夜里，苗杰提起這事，苗滋種說，他忘了。

至今在小區(qū)里，你仍然有機會見到這位佝僂著背的老人，他或許忘了一些事，但他見證著過往的一切。